結果
飯沼龍遠(1934)的研究「高砂族的記憶型態」。此研究是利用形態盤來了解原住民兒童記憶型態，是否因為族群的不同， 所以孩童對不同的圖形有不同程度的記憶。實驗結果顯示不同種族受試者有特別的記憶型態。現代了解記憶運作歷程是訊息的收錄-儲存-提取，而此實驗的記憶運作歷程是視覺感官記憶→短期記憶，Bransford & Johnson (1972)的研究證實了新的記憶會受個人先前的記憶影響。 原住民兒童的教育不完善，對幾何圖形的認識不多，畫出的圖形會受個人先前記憶加以整合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20世紀初期，形態盤是用來測量智力的工具，在現今台大所保存的儀器中，發現大戰前由飯沼從德國所購買的、有日本所製作的、也有大戰後美國所製造的形態盤。除了簡單的幾何圖形，還有具故事情節性的，例如一個情境缺了一塊，受試者須把它拼出來。而在現代測量智力最著名的「魏氏兒童智力量表」，其分測驗圖形設計，和形態盤都是利用幾何圖形的概念進行智力測驗，但僅能代表一個人的知覺組織， 主要測量分析和綜合抽象視覺刺激的能力，涉及非語文概念形成、視知覺和組織、同步處理、視-動協調、學習，及分離視覺刺激之圖形和背景的能力，無法代表一個人的智力。以現代的角度來看，形態盤所測到的雖無法代表一個人的智力，但可了解一個人的短暫記憶與記憶形態。
藤澤茽(1942)的研究「未開民族的斥責」。藤澤認為原住民是孩童似的情感中心，實驗假設讓原住民處於挫折情境中，容易被激起憤怒，且會有直接激烈的憤怒行為表現。 但結果顯示，原住民的行為並非完全受情感控制。實驗方法是Dembo(1928)的取花實驗和羅夏克墨漬測驗(1921)，取花實驗用意是激發受試者的憤怒。Dembo認為人的心理與外在環境會形成一個心理場，受不同的心理力量影響，決定了人們行為與情緒的表現。取花實驗進行時，受試者無法消除挫折感與自尊受挫的負面情緒，而產生修飾過的憤怒表現。藤澤延續Dembo的實驗，認為原住民是未開化的民族，其憤怒表現會應該會更加激烈直接。藤澤的實驗結果卻與假設不符，受試者受刺激後，並沒有表現出憤怒的行為，而是固執地反覆嘗試同樣方法取花，既無法成功又不願放棄的泰雅族人；消極逃避的賽夏族人；一副猜疑的樣子，站在框內動也不動的排灣族人；以及嘗試著各種方法，整個實驗進行過程中都奮力不懈的魯凱族人。
藤澤的實驗情境是設立原住民部落的房子，實驗者是統治原住民的日本人，受試者是被統治的原住民，在這個不對等的關係下，實驗者與受試者的角色受實驗室外雙方角色的影響。在這些條件下，不論受試者再怎麼憤怒或挫折，也很難將真實的情緒發洩在實驗者身上，更有可能認為是自己的問題。實驗中受試者找不到取花的方法，實驗者又不停地說:「還有其他方法，你再想想。」在實驗者與受試者是同儕關係時，受試者的挫折感和自尊心會受損，認為自己比不上實驗者，漸漸地將不滿、憤怒表現出來。但在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下，受試者不會輕易向實驗者認輸，將實驗情境升級到兩個種族的對立，不輕易認輸，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實驗，害怕實驗者的統治角色，擔心受處罰等等，不會將憤怒表現出來。
實驗設計是否真能夠激發一個人的憤怒，而其憤怒的程度又如何，表現方式又是甚麼，都是取花實驗中需要探討的。現今激發憤怒的實驗設計大多為(1)心算由1000減7，一直算下去，持續三分鐘 (2)請受試者回想令他憤怒的事件，測量方法是測量其自主神經系統，較取花實驗來的客觀且準確。經由儀器的測量，準確了解其憤怒的程度。取花實驗的結果是由實驗者自行觀察得來，例如受試者的抱怨、不配合的態度等等，但這些都無法知道其憤怒的程度。就現在的觀點來說，取花實驗的變項過多，且不好控制。如受試者和實驗者本身的關係，若是兩個人從未見過的話，實驗結果會如何呢?你是否會對一個陌生人生氣，就算真的生氣，又會怎麼表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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