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台北帝國大學及心理學講座於1928年成立,成立前飯沼龍遠被派至德國購買心理學講座可能所需之實驗心理學儀器,飯沼將所購入之儀器,記錄於心理學備品番號簿,共有三百六十八項,而這批購入的儀器,至今現存於台灣大學(原台北帝國大學)者,僅剩不到六十項,這些仍存放於台灣大學的古典實驗心理學儀器,可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這些儀器在保存上不甚理想,目前也無專人負責管理及規劃未來之保存及展示方式。本研究調查蒐集現存之台灣大學(及原台北帝國大學)的心理學實驗儀器,並找出其在德國儀器目錄中的簡介,藉以還原其運作及使用方式,簡介中未詳細說明的部分,則由實際觀察儀器之實體細部來進一步瞭解。
討論
在研究中的困難與限制,為有些儀器有部分已損毀或遺失,無法完全還原原本的樣貌,尤其是某些細微的電路路徑,由於電線斷裂等毀損現象,較複雜的電流路徑則難以還原。由實地觀察現存儀器之保存方式發現,大部分儀器目前存放於台灣大學心理系教室的櫃子內,有些並無上鎖,且不是以陳列方式展示,僅放置於櫃子內。
在由飯沼所登記之心理學備品番號簿中,列有三百六十八項儀器,但現存於台灣大學之儀器僅剩不到六十種,且有些可能是後期才購入(例如美國製的故事完成測驗工具等),代表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時購入的古典實驗心理學儀器,至今留下的更是少數,在儀器的保存上有很大的問題,留下來的儀器可能是較為重要的儀器,有較多實驗會使用,或是在1949年台灣大學心理系成立後,仍有繼續使用,而其餘實用性較低、較難使用,或其它原因之儀器,可能在物品搬遷及重整過程中即被丟棄。
目前現存儀器放置於台灣大學心理系系館,未來台灣大學心理系主任及老師們,希望將儀器放置於台大博物館展示,或放置於心理系系館走廊展示,並附上簡略的介紹及說明,供學生了解。
古典儀器的保存非常重要,可以讓後來的學生了解以前沒有電腦及科技化設備時,如何進行各種心理學相關實驗之進行。若儀器保存得好,甚至到現在仍可以運作,學生能夠眼見儀器之動態,必能對實驗過程及實驗操作更有深刻的體會,而不是只對電腦按鍵做反應,電腦便可以將整理好的數據資料跑出實驗結果。
儀器的流失及損毀非常可惜,現今可能在原產地德國或其它地區已無仍存有之儀器,而台灣由於台北帝國大學當時的心理學講座,引進為數不少的實驗心理學儀器,為非常珍貴的資源,期望日後能對現存之心理學儀器做更好的保存,並對各儀器有進一步的了解,以利日後更多的學生了解各儀器之使用及運作方式,以及利用該儀器之心理學實驗之實驗進行方式等。
前言
20世紀初期民族心理學是研究未開化民族的社會行為、內在的心理特點和規律。對日本學家來說臺灣是一個寶庫,有許多的資源可利用,許多未知事情要研究學習。對心理學講座而言,原住民是他們從未接觸過的民族,為了學術科學與政治,進而去了解原住民的心理。就學術而言,當時的民族心理學是以人類發展的觀點,定位未開化民族的發展位階。飯沼藉著研究原住民的理智、感情、意志等基本心理向度,定位原住民是處於開始具有文化與現實生活意識,並稍能克制自身衝動以完成被強制的義務的階段。藤澤茽以丹波的取花實驗,嘗試了解原住民的憤怒情緒的行為表現,到底未開化民族與文明人的心理結構的差別是什麼,又或者兩者根本無差異。就政治方面,對日本來說台灣的民族多樣性對其殖民統治有一定的困難性。而飯沼更將其研究結果,在理番講習上發表,幫助理番官僚了解原住民心理結構,改善霧社事件前的理番政策。
討論
1930年代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講座研究重點是原住民心理,研究內容包括其記憶型態、智力、情緒與行為表現等基本心理向度。以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講座的實驗器材來看,無法確切了解飯沼當初來台的研究重點為何,是否原本就要研究原住民,或是有其他的研究主題。本文以飯沼的高砂族的記憶型態與藤澤茽的消失的憤怒,對學術研究的貢獻頗大,飯沼那篇是現存少數研究原住民兒童的文獻,以形態盤了解學齡前兒童的智力,延伸發現各族的原住民有其獨特的記憶型態,其特殊的記憶型態可能受其文化習俗的影響。了解各族的差異後,可針對各族的特性,將理番政策做些改變。藤澤則研究原住民的憤怒情緒表現,但為何針對憤怒而不是其他情緒,推測是受霧社事件(1930)影響。殖民政府認為原住民是容易憤怒的,而霧社事件是他們憤怒的行為表現,加深殖民政府認為原住民是不可教化、原始且易怒的印象,打算改變殖民統治政策。
實驗情境中,被研究的原住民也會和現在的受試者相同,對所在環境與人感到疑惑,加以猜測日本實驗者目的為何。當實驗者觀察受試者行為的同時,也被受試者所觀察。以取花實驗來說,實驗者也是統治者在旁邊觀察,受試者也是被統治者站在框架內試圖取到花,在沒方法取花而一旁又有人不斷催促,甚至諷刺你時,憤怒真的會產生嗎? 若在實驗情境外是地位對等關係的兩者,情境內地位變不對等,實驗設計使受試者產生一些負面情緒,嚴重的會有憤怒的行為表現,例如:馬上離開實驗室、破壞實驗器具。但若兩者在實驗情境外就是非常不對等的關係呢? 原住民並無憤怒的行為表現,是害怕實驗者的地位,又或是想和實驗者對抗到底,不願屈服於統治者,維護自己與部落的自尊,憤怒的情緒被現實面壓抑,各族原住民對實驗設計有著不同的行為表現。
由此文獻可以發現政治對學術的影響,藤澤試圖激發原住民的憤怒,了解他們的憤怒行為表現。當實驗結果不符合假設時,藤澤卻試圖以其他方式尋找消失的憤怒,將實驗情境帶到日常生活,並沒有因為得不到預期的結果,而放棄原住民受挫折失去情緒自制能力,憤怒產生時伴隨激烈行為表現的假設。跳脫不出殖民統治角色的藤澤,使得他的假設不純粹是假設,他的預期心理,使他無法以客觀的角度進行研究。
日本對台灣學術的貢獻是不可忽略,許多研究可說是在日治時期剛起步,但這些學術研究多少受政治因素影響,改變其研究內容。有趣的是,統治者與實驗者的雙重身分,對他們研究的影響為何,當學術與政治相衝突時,這些學家會支持哪一方。飯沼研究偏向被殖民一方,藤澤研究偏向殖民一方,從這兩篇文獻可以發現日本學家有其支持的立場,隨之改變就他們的研究主題。
飯沼龍遠、力丸慈圓、藤澤茽(1934)。高砂族の形態の記憶と種族的特色とに就て。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哲學科,第1輯。
藤澤茽(1942)。未開民族の叱責。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哲學科,第8輯。
年秀玲(1998)。高砂族的形態記憶和種族特色。原住民教育季刊,第10期。
巫毓荃(2007)。消失的憤怒-日治晚期藤澤茽的原住民心理學實驗。中文電子期刊新史學,18卷,2期,103-155。
Dembo,Tamara(1931). Der Ärger als dynamisches Problem.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15(1), 1 - 44.
John D. Bransford , & Marcia K. Johnson (1972). Contextual prerequisites for understanding: Some investigations of comprehension and recall.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Volume 11, Issue 6, December 1972, Pages 717-726.
結果
飯沼龍遠(1934)的研究「高砂族的記憶型態」。此研究是利用形態盤來了解原住民兒童記憶型態,是否因為族群的不同, 所以孩童對不同的圖形有不同程度的記憶。實驗結果顯示不同種族受試者有特別的記憶型態。現代了解記憶運作歷程是訊息的收錄-儲存-提取,而此實驗的記憶運作歷程是視覺感官記憶→短期記憶,Bransford & Johnson (1972)的研究證實了新的記憶會受個人先前的記憶影響。 原住民兒童的教育不完善,對幾何圖形的認識不多,畫出的圖形會受個人先前記憶加以整合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20世紀初期,形態盤是用來測量智力的工具,在現今台大所保存的儀器中,發現大戰前由飯沼從德國所購買的、有日本所製作的、也有大戰後美國所製造的形態盤。除了簡單的幾何圖形,還有具故事情節性的,例如一個情境缺了一塊,受試者須把它拼出來。而在現代測量智力最著名的「魏氏兒童智力量表」,其分測驗圖形設計,和形態盤都是利用幾何圖形的概念進行智力測驗,但僅能代表一個人的知覺組織, 主要測量分析和綜合抽象視覺刺激的能力,涉及非語文概念形成、視知覺和組織、同步處理、視-動協調、學習,及分離視覺刺激之圖形和背景的能力,無法代表一個人的智力。以現代的角度來看,形態盤所測到的雖無法代表一個人的智力,但可了解一個人的短暫記憶與記憶形態。
藤澤茽(1942)的研究「未開民族的斥責」。藤澤認為原住民是孩童似的情感中心,實驗假設讓原住民處於挫折情境中,容易被激起憤怒,且會有直接激烈的憤怒行為表現。 但結果顯示,原住民的行為並非完全受情感控制。實驗方法是Dembo(1928)的取花實驗和羅夏克墨漬測驗(1921),取花實驗用意是激發受試者的憤怒。Dembo認為人的心理與外在環境會形成一個心理場,受不同的心理力量影響,決定了人們行為與情緒的表現。取花實驗進行時,受試者無法消除挫折感與自尊受挫的負面情緒,而產生修飾過的憤怒表現。藤澤延續Dembo的實驗,認為原住民是未開化的民族,其憤怒表現會應該會更加激烈直接。藤澤的實驗結果卻與假設不符,受試者受刺激後,並沒有表現出憤怒的行為,而是固執地反覆嘗試同樣方法取花,既無法成功又不願放棄的泰雅族人;消極逃避的賽夏族人;一副猜疑的樣子,站在框內動也不動的排灣族人;以及嘗試著各種方法,整個實驗進行過程中都奮力不懈的魯凱族人。
藤澤的實驗情境是設立原住民部落的房子,實驗者是統治原住民的日本人,受試者是被統治的原住民,在這個不對等的關係下,實驗者與受試者的角色受實驗室外雙方角色的影響。在這些條件下,不論受試者再怎麼憤怒或挫折,也很難將真實的情緒發洩在實驗者身上,更有可能認為是自己的問題。實驗中受試者找不到取花的方法,實驗者又不停地說:「還有其他方法,你再想想。」在實驗者與受試者是同儕關係時,受試者的挫折感和自尊心會受損,認為自己比不上實驗者,漸漸地將不滿、憤怒表現出來。但在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下,受試者不會輕易向實驗者認輸,將實驗情境升級到兩個種族的對立,不輕易認輸,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實驗,害怕實驗者的統治角色,擔心受處罰等等,不會將憤怒表現出來。
實驗設計是否真能夠激發一個人的憤怒,而其憤怒的程度又如何,表現方式又是甚麼,都是取花實驗中需要探討的。現今激發憤怒的實驗設計大多為(1)心算由1000減7,一直算下去,持續三分鐘 (2)請受試者回想令他憤怒的事件,測量方法是測量其自主神經系統,較取花實驗來的客觀且準確。經由儀器的測量,準確了解其憤怒的程度。取花實驗的結果是由實驗者自行觀察得來,例如受試者的抱怨、不配合的態度等等,但這些都無法知道其憤怒的程度。就現在的觀點來說,取花實驗的變項過多,且不好控制。如受試者和實驗者本身的關係,若是兩個人從未見過的話,實驗結果會如何呢?你是否會對一個陌生人生氣,就算真的生氣,又會怎麼表現呢?